2015年11月11日下午近5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马皑先生在电话中悲切地告知我：“邱老师，今天早晨罗老师出事了！他突然发病，没多久就过世了……”我的心一下就被震住了。我陷入了沉思。

　　思绪把我带到2011年10月的北京，我应邀参加中国政法大学和中国法律心理学分会举办的第一届国际法律心理学大会，开幕式上大华来致辞了。看上去似乎与以往没有什么不一样。我旁边的武伯欣先生对我说：“邱老师，原来打算给罗老师换肾的，但医生没有同意，怕他身体受不了。”我知道罗兄病的严重性，透析治疗是很痛苦的。不一会会议宣布休息，大华从台上走下来，我就迎了上去，老友相见，分外激动，我俩就紧紧拥抱着。他告诉我，马上要回家，中午前还要做一次透析，所以不能在这里多叙；我祝他保重身体……。后来我返回上海，把这件事对上海司法警校的阮浩讲述，阮浩说，你们俩个老家伙碰到，当然是十分高兴、激动了。

　　大华长我6岁，21世纪开始之时，他已是60多岁了。在我看来，他依然十分勤奋，与过去一样扎扎实实地在法制心理学领域内辛勤耕耘着。回顾一下，杭州下沙会议、贵州会议、南京会议、上海华东师大会议等大型学术活动，都办得不错。其中当然有大华的操劳，我作为会议的一名参加者是耳闻目睹的。我们的共同愿望是，中国的法制心理学在新的世纪应有更长足的发展。记得2004年7月在贵州职业警官学院召开的法制心理学第十一届学术研讨会上，我参会的论文题为《刑事一体化与犯罪心理学的发展》，发现大华的论文题为《刑事一体化视野中的犯罪心理学》，其实我们之间事先并未沟通，会后也无暇继续交流。所谓不谋而合、灵犀相通是矣！后来，论文被广州的任克勤先生在《政法学刊》发表。

　　在我的脑海中，又显现出2010年初在南京与大华碰面的情景。那是严冬时节，大华、李玫瑾教授、我，还有苏州大学的老熟人石起才教授，以及公安部的一位副局长，组成评审组对江苏省公安厅的关于职务犯罪研究的一项科研成果进行鉴定。我在会议开始前一天下午就到了，见大华就住在同一层面的房间，我就过去与他叙谈了一个多小时。这是一次亲密无间的挚友交谈：与外面的寒意相比，屋里却是暖洋洋的。我俩一边品茶，一边谈天说地，除了各叙近况外，无拘无束地讨论学术，探讨法制心理学的发展等。记得当时大华还问我，是否腰有不适，要我回上海后赶紧治疗。老朋友的关心令我欣慰。回到上海后，我将情况告诉了妻子，并转述了老罗向她问好。

　　屈指算来，大华重病在身有5年了。我在上海常与他通电话，总是叙家常、谈养病，相互问候等等。前不久国庆节时，他在电话中还对我说到节日里全家欢聚一堂的情景，告诉我病情还算稳定。我万万没有想到，病魔对他的突袭来得如此迅速。正是天公常不遂人愿，人间多有悲痛事。

　　8年前，我在《忆峥嵘岁月》一文中说：谈起当代中国的法制心理学，就要言及罗大华先生；而说到罗大华先生，就要联系到当代中国的法制心理学。一句话，罗大华先生与当代中国的法制心理学已是互为映衬、融为一体了。今天看来，这个说法是比较妥贴的。在中国法制心理学的重新创建、发展史上，他是独领风骚的。

　　大华是我的学长，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是我俩共同的母校情结。如今大华走了，我在上海挥泪送行！愿君来梦中，你我再相聚。

我祈愿罗家嫂子多多保重，大华子女定当孝顺。

                               写於2015年11月17日